陈寅恪：“中医有见效之药融资炒股平台，无可通之理”
——近代名人论中医之十二
辑 \ 安立志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一说字彦恭（均未用） ，江西省义宁县（今九江市修水县）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陈宝箴之孙、陈三立之子。
陈寅恪出身名门世家。祖父陈宝箴在清光绪年间曾任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系清末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人物。其父陈三立协助其祖父陈宝箴推行新政，革除时弊，兴办实业。戊戌政变之后，父子同被慈禧太后革职。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沦陷。日寇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义愤绝食而死。
陈寅恪自幼受家学熏陶，广泛阅读经史。早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学校学习语言文字学。民国十五年（1926）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教授），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及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69年在广州逝世，享年79岁。
展开剩余84%1929年，陈寅恪在所撰“王观堂先生（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毕生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此时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立即辞职归隐，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被其坚决拒绝。
陈寅恪的研究范围广泛，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代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古代各民族语言、敦煌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都有重大贡献。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并称“清华四大哲人”，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又与王国维、章太炎并称“近代国学三大师”，被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著作有《陈寅恪集》等。吴宓这样评价陈寅恪，“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出身医学世家，他在《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中写道，“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陈寅恪集·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页189）这说明，从陈寅恪的父亲上数，三代行医。到了陈寅恪，虽然他不再行医，但他对医学典籍，也是相当熟悉的。
晚清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陈寅恪之曾祖父陈伟琳撰写碑铭，其中谈到，陈伟琳因母亲羸弱多病，“遂究心医家言，穷极《灵枢》《素问》之精蕴，遂以能医名。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诊无倦。自言：无功德于乡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尽也。”（《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页437）
陈寅恪之祖父陈宝箴，身为朝廷高官，却医术精深，曾为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谭嗣同之父谭继洵治病。翁同龢记道：“灯后右铭（陈宝箴——笔者注）来辞行，长谈。为余诊脉，云肝旺而虚，命肾皆不足，牛精汁、白术皆补脾要药，可常服。”（《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页2778——2779）
陈寅恪回忆祖父为谭嗣同之父治病的故事，“一日忽见佣工携鱼翅一榼，酒一瓮并一纸封，启先祖母曰：‘此礼物皆谭抚台所赠者。纸封内有银票伍佰两，请查收。’先祖母曰：‘银票万不敢受，鱼翅与酒可以敬领也。’佣工从命而去。谭抚台者，谭复生嗣同丈之父继洵，时任湖北巡抚。曾患疾甚剧，服用先祖所处方药，病遂痊愈。谭公夙知吾家境不丰，先祖又远任保定，恐有必需，特馈以重金。寅恪侍先祖母侧，时方五六岁，颇讶为人治病，尚得如此酬报。在童稚心中，固为前所未知，遂至今不忘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882）
陈寅恪因其出身中医世家，受家学熏染，陈寅恪不但从小泛览医书，日后治学往往能征引医学文献以佐其论。其许多历史论文，常常援引古代医书，如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北宋唐慎微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南宋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在治学中，陈寅恪熟练运用中医理论对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佛教东进等问题进行科学阐释，诸如《崔浩与寇谦之》《狐臭与胡臭》《元白诗笺证稿》以及对《三国志》中的印度故事等，可知其平日阅读古医书之多。
下面这段话，表明了他对中医的态度，“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陈寅恪集·寒柳堂集》，页188）他以其贯通中外的学养，不仅指出中医的理论及方药早已孱入外国成份，不可随意以“国粹”自相夸耀，而且客观指出不应高估中医的国际地位，不可以为中医可以凌驾外国医学之上。特别是“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极其精辟地概括了中医的核心与本质。
其实，不止“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许多与医学有关的人物与史实，也与中外交流有关系。1930年，陈寅恪发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陈承祚著三国志，下笔谨严。裴世期为之注，颇采小说故事以补之，转失原书去取之意，后人多议之者。实则三国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於其间，特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者耳。”（同上书，页176）他在此文中考证了曹冲称象及华陀为曹操医病之事，均来自佛经。
《三国志·魏书》有华陀传，言华陀当时就用“麻沸散”并作手术，记载了华陀为曹操治病而为操所杀的故事。“华佗，字元化，一名旉。……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陈寅恪评论道，“夫华佗之为历史上真实人物，自不容不信。然断肠破腹，数日即差，揆以学术进化之史迹，当时恐难臻此。其有神话色彩，似无可疑。”（同上书，页179）
陈寅恪指出，“华陀”一名来自印度语，“检天竺语‘agada’乃药之意。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所习见之语。‘华’字古音，……则华佗二字古音与‘gada’适相应，其渻去‘阿’字者，犹‘阿罗汉’仅称‘罗汉’之比。盖元化固华氏子，其本名为旉而非佗，当时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为‘华佗’，实以‘药神’目之。”“至元化（即华陀——笔者注）为魏武疗疾致死，耆域亦以医暴君病，几为所杀，赖佛成神，仅而得勉。则其遭际符合，尤不能令人无因袭之疑。（敦煌本勾道兴搜神记载华佗事有：‘汉末开肠，洗五脏，劈脑出虫，乃为魏武帝所杀’之语，与㮈女耆域因缘经所记之尤相似。）然此尚为外来之神话，附益於本国之史实也。”（同上书，页180）就此他总结道：“总而言之，三国志曹冲华佗二传，皆有佛教故事，辗转因袭杂糅附会於其间，然巨象非中原当日之兽，华佗为五天外国之音，其变迁之迹象犹未尽亡，故得赖之以推寻史料之源本。”（同上书，页181）
陈寅恪曾谈到他不用中医诊病的心路历程：
“小戴记曲礼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曾祖至先君，实为三世。然则寅恪不敢以中医治人病，岂不异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女流求，虽业医，但所学者为西医。中医之学乃吾家学，今转不信之，世所称不肖之子孙，岂寅恪之谓耶？……寅恪少时多病，大抵服用先祖先君所处方药。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移家江宁，始得延西医治病。自后吾家渐不用中医。盖时势使然也。”（同上书，页189）陈寅恪回忆，幼时听祖父曾讲过，因荠苨形似人参，有人以荠苨冒充人参出售，但荠苨可治咳嗽之症。后来，陈寅恪虽也经常翻阅本草及医书，却从不给人开方。“是后见有旧刻医药诸书，皆略加披阅，但一知半解，不以此等书中所言者为人处方治病，唯藉作考证古史之资料，如论《胡臭与狐臭》一文，即是其例也。”（同上书，页190）
陈寅恪终生不用中医，及至晚年，他对中医的态度尤其疏远决绝，数次重疾，都拒绝以中医诊治。蒋天枢是其得意门生，他曾这样写道：“一九六二年夏六月初十日融资炒股平台，（陈寅恪）右腿骨跌折，住进中山二医院。因年老未动手术。当时枢曾建议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治疗（时王子平、魏指薪最有名。曾亲闻魏言，常到外地给首长疗疾），先生不肯，致断腿终未能复原。先生生平不信中医，在成都视网膜剥离时，如不动手术，倘获名医，服中药亦可奏效。一时手术之疏，终身无复明之道，重可伤矣。在中山医院留住半年多，由医院抬回家。陶铸同志给派护士三人，轮班照顾。六四年五月枢赴穗晋谒时，虽能由两护士左右扶持起立，不复能再如往日由师母陪同散步矣。”（《陈寅恪先生传》，文献，1984年，页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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